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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年度封面 : 零下八十度

2019-1-25
 


并非只有超级大的公司才能改变世界,“伟大”也并非只能用来修饰那些家喻户晓的名字。


今年的《财富》中国年度商人背后是一个平凡,却不一般的全球故事——至今鲜为人知,却与你我息息相关。

 

2018年8月,一个高危病人正试图回家。


不久前,他因突发心脏病,到北基伍省一处名叫曼吉纳的地方求医(其真实姓名不详,我们暂且叫他汉尼)。北基伍省位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曼吉纳则是该省最主要的医疗卫生中心。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汉尼得的是一种奇怪的病。他的症状与普通心脏病患者相似,却又似乎有几处异样。他们或许还曾试着让他服用过一些阿司匹林或抗生素,但最终于事无补。


汉尼想要回家。他还能走路。


他的家并不远,就在距此约300公里以北,一个叫做伊图里省的地方。如果搭上航班,不出一个小时就能抵达。


三个月前,这个国家的西北部莫名出现了一种瘟疫,它在短时间内相继吞噬了数十条人命,尔后销声匿迹。现在,这个死神不知又从哪里重新冒了出来,潜入了汉尼所在的北基伍。当地的医生们为了增强病房的隔离水平,正在临时搭建卫生站——但由于物资有限,所谓的高水平隔离病房不过是几个盖着黑色尖顶的白帐篷;一种橘黄色的网状物成了隔离带,人们就地取材,用一些短木桩将它们固定在帐篷外围。


汉尼终于到家了。他的病痛有增无减。


他或许感到头疼、恶心,整个人都变得僵硬,就像中了风。他眼球泛红,脸部很难再做出表情,犹如换了假面。他的高级意识正在消散,但至少本能告诉他,他需要休息。


他待在屋里,与另一种生命体。


这是一种比全人类更古老更强大的生命体。它从北基伍随行而来,此时正栖息在汉尼的血液里,急速扩增。它拥有强于流感的传染力,又具备堪比黑死病在欧洲中世纪的致死率。它凶残、毒辣、不挑食。与之相比,疟疾与艾滋病就像是儿童玩具。


很快,它即将在汉尼的家人、以及伊图里全省居民之间展开一场大屠杀。而此刻它只是在静静等待时机,直到完全吞噬掉自己宿主的躯体,并将宿主转化成它本身。

 

数十年里,人类在这种病毒面前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只有拼命地逃亡与祈祷。今天,当世间终于出现了一种能够抵御它的疫苗,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些救命稻草依然将会在被接种之前就迅速失效——在疫情频发的非洲,大部分地区交通条件匮乏、不但常年酷热且无稳定供电,而该疫苗只有在零下60℃至零下80℃的超低温储存条件下才能维持活性。这意味着,大批珍贵药剂最终都会变成“安慰剂”,人类依然会眼睁睁看着同胞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而病毒则随时有可能随着下一个汉尼迅速席卷全球。


所以,当数千支疫苗准备就绪,即将被运往疫区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很清楚,自己还有一个关键电话要打——很快,这通电话将跨洋抵达中国的山东青岛,帮他们联络到当今世界那个唯一可以当即解决这道难题的人。他们期待他能如同四年前一样,再次拯救非洲无数人。


这背后的故事,至今鲜有人知。本文通过大量交叉线索将其真实还原。它将告诉我们:并非只有超级大的公司才能改变世界,“伟大”也并非只能用来修饰那些家喻户晓的名字。这将是一个平凡,却不一般的故事。

 
 

【一个快被遗忘的人】


1997年4月,一位28岁的山东青年坐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报告厅的座位上,激动地鼓着掌。他名叫李蔚,刚刚结束了他在这里两年半的研究生课程。此时站在台上向他们做毕业致辞的,是时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


这一年是清华经管学院创立的第十三年。它顺应了自1984年中国城市改革启动后市场对于人才的渴求——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普遍实行承包制,真正了解中国企业事情并懂得管理的人才十分匮乏——学院先后迎来了大批国企干部学员,并将他们陆续培养、输出到国家各省部级单位及各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层。踏入校门前,李蔚曾任职于青岛市税务局,在那里度过了忙碌的四年;毕业后职业生涯即将转折,他将进入在当时成立仅三个月的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公司,并于九年后成为该公司旗下一控股集团的执掌者。


此后至今的十二年里,他坚守其中,成为了经历过几次躁动出海浪潮后仍坚守在中国实体企业中的极少数人。他时常感慨二十余年前那次毕业典礼上朱镕基慷慨激昂的致辞:“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到企业去。如果你们每个人都搞好一个企业,中国的经济就有希望。”


李蔚的选择是澳柯玛集团(AUCMA)。后者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被誉为青岛制造业的“五朵金花”之一,与之并肩的是海尔、海信、双星和青啤。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柯玛冰柜产销量位居全国首席,其“电冰柜大王”的形象就是从那时起逐渐深入人心。


那是澳柯玛的高光时刻。时任公司董事长鲁群生一度与海尔张瑞敏、海信周厚健等著名企业家齐名,很少有人会将它与曾经濒临倒闭的黄海冰柜厂联系起来——青岛红星电器集团旗下的黄海冰柜厂是澳柯玛的前身,由于长期经营不善,该厂于1990年背负巨额债务而濒临破产。35岁的鲁群生主动请缨,于同年3月成为了该厂建厂三年来的第11位厂长,此后将澳柯玛一路推向鼎盛。


2000年,公司上市;2005年,他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被评价为:“全面改写了超低温制冷产品领域由日本和美国把持的局面;率先倡导‘价值战’,为中国家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喊出了最响亮的声音。”


然而到了今天,不论是澳柯玛还是李蔚,对于多数人而言都变成了一个模糊甚至有些陌生的名字。老一辈人对这个品牌的印象还大多定格在十数年前,我采访的匿名业内人士则早已将其归为一个被多元化拖垮的反面教材,越来越高的关注度逐渐盘踞到诸如美的、海尔与格力等行业头部企业。我们从财报数据就可以大致看出当今的局面——过去数年,相较于以上三家家电巨头的千亿级年营收和百亿级年利润,澳柯玛不及其零头。


澳柯玛于2000年启动的非相关多元化转型,是将公司从鼎盛状态迅速拖入资金链断链危局的主因之一。为了避开家电行业行将见顶的天花板、也为了顺应当时国家发出的“做大做强”号召,公司盲目布局包括锂电池、IT、房地产、MP3、海洋生物在内的多个与原主业不相关产业,却未收获明显收益。


举例来看,在多元化战略启动的五年后,公司于锂电池项目投入资金近2.5亿元,亏损超过1,700万元;于自动售货机项目投入6,000余万元,亏损超过150万元;拟于MP3项目投入3,000万元,但实际在投入150万元后又将业务终止。这些需要持续资金供应的高科技产业随后导致了对公司主业的供血不足,最艰难的时刻,作为当时公司主营业务支柱的空调厂一度陷入停产。


这个错误随即引发了另一个错误——为试图脱离多元化的泥潭,澳柯玛集团从澳柯玛股份累计挪用了19.47亿元资金。2006年3月,该丑闻曝光;4月,青岛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掌舵企业16年的元老人物黯然谢幕。据事后青岛市国资委披露的信息:这笔巨额资金几乎悉数转化为澳柯玛集团及澳柯玛股份旗下尚未实现盈利的多元化产业,鲁群生忠实地将挪用资金用来贯彻公司的多元化布局。


一时间,鲁群生和澳柯玛成为了被攻击的靶心。曾在如日中天之时将他们捧上神坛的媒体反戈一击,纷纷以评判、反思的态度将他们迅速淹没,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士”甚至放出了诸如海尔、海信即将将其兼并的流言。


12年前,李蔚空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澳柯玛。它被一个多线作战、俱荣俱损的大冒进战略打回原形,且背上巨额负债,人心涣散。与此同时,市场的剧烈萎缩使公司运营雪上加霜。在试图重振品牌前,李蔚首先须要面对的是一家如何才能活下去的地方国企。“当时我在公司里说的最多的五个字就是‘信心和勇气’。”面对公司上下近8,000名员工,他的内心在当时同样充满不确定性,“鼓励大家,其实也是为了鼓励我自己。”

这段往事对于澳柯玛人而言至今仍是一段不愿触碰的敏感地带,然而它却是让我们重新观察这家企业的必经之路。在外界看来,相比于过去几年竞争对手们对国内外市场寸土必争的攻势,澳柯玛显得过于保守,一直处于一种略显尴尬的地位。与此同时,人们依然很少能通过媒体跟上他们的真实动态。两代掌门都曾公开表示对于高谈阔论的蔑视,也都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在公众面前隐藏起来,与媒体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


今年,李蔚正好年满50岁。他身高大约一米八,体型保持得很好。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只有会客时才会换上的黑西装,一副黑色半框眼镜架在鼻梁上。多数时候,他讲话的声音放得很轻,言行间透着一种儒商气质。


如今是李蔚执掌公司的第13个年头。他花了四年时间让公司债务回归正常水平,又用了五年明确了澳柯玛的下一个发展方向。现在,其销售网覆盖全球五大洲的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曾经为公司业绩贡献最大力量的家电产业得到弱化,公司如今的想法是如何将自己的核心制冷技术延长,通过互联网手段打造端到端的世界一流全线冷链服务。


截至目前,其家电产品营收占比公司总营收的不足六成,而作为对比,覆盖商用及包括医疗在内的特殊领域冷链服务营收占比已超过30%,且仍在不断扩大。相比于逃避行将见顶的行业天花板,这次他们选择将其进一步拉高,从而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获得了新的蓝海空间。


一个信号让我们重新在国际舞台注意到它。



【第四级病毒】


2012年,在位于非洲东北部埃塞俄比亚的一处卫生站里,巴依达·阿莱有些不安。


她年龄不大,身材瘦小,是这里的一名卫生员。多数时候,她所负责的主要工作是定期为当地居民接种疫苗。为了便于记忆,她会在墙上贴出大大小小的自制表格,然后用不同颜色的彩笔在上面仔细记下必要的数据——比如应接种疫苗人数、实际接种人数,以及他们各自接种的疫苗种类和时间。


让巴依达感到不安的原因有很多,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多年来非洲人民的患病率、死亡率居高不下。首先,和埃塞俄比亚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她所在的墨拉伯村并没有供电,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可以通往外界。每个月,她都要徒步走上几个小时,通过不少尘土飞扬的崎岖路段,抵达硬件条件相对齐全的中心卫生站领取一次疫苗,然后再返回自己所在的分支站,向周边所覆盖的三个村庄,大约5,000名居民进行集中接种。


更糟的情况还在后面:多数疫苗只有在2℃至8℃的低温环境下才能稳定储存——如新生儿普遍会接种的肝炎、破伤风疫苗等——而非洲的平均气温常年高达30℃以上。这意味着卫生员们甚至不能确定,即便抵达了村民们的住处,背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疫苗还是否有效。当地基层卫生站多使用吸收式制冷的汽油或煤油冰箱储存药剂,但它们不但控温效果差且供给端随时易被中断或挪用,分布在埃塞俄比亚1万余个卫生站的4万余名卫生员付出的辛勤或许只是徒劳。

 
 

免疫接种是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是当今经济回报率最高的生命拯救方式之一。人类曾通过疫苗破天荒的防御了一种古老病毒——天花,现在又有希望抵抗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三年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研究数据:各国投入免疫疫苗资金的总体经济效益可达5,860亿美元。不过,尽管在过去20年里世界卫生组织推行的扩大免疫规划(EPI)取得积极进展,全球仍有大量人口没有得到充分免疫接种,有些地区的接种覆盖率甚至出现了下滑。


盖茨基金会向我提供的一组数据可以帮你看清现实的残酷:如今全球每年依然有近600万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其中有约160万都死于诸如腹泻、肺炎等疫苗可预防的疾病,而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005年,埃塞俄比亚每诞下的1,000名活婴中约120个活不过5岁;2011年,当地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仍比中国高出8倍有余。而更糟的是,在贫穷的非洲大陆,教育与医疗通常都不是政府组织关注度最高的领域,有限的人力、财力等被迫要投入到更基础的事务上,比如政治和选举。


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极端贫富差距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从卫生安全视角看,随着航空网逐渐覆盖全球,任何一种隐匿在赤贫非洲热带雨林的高危病毒随时有可能在24小时内飞抵全球任何一座发达城市;从商业视角看,亦无人能完全切断与这些全球最贫穷国家的关联。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今全世界约三分之二的钴都产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没有钴,锂电池就没有了关键成分,当今行销全球的数字设备、电动汽车等都会陷入瘫痪。


不过,看到非洲卫生体系漏洞的并不只有当地的巴依达们。在距离他们1,300公里之外的地方,比尔·盖茨也在和他们担心着同一件事。2009年,盖茨亲赴非洲考察,却目睹了一个让他难以忘记的场面:由于没有可靠的储存设备,大批昂贵疫苗变质失效,最终至少有30%都只能被当作废品一样处理。(盖茨和他的夫人于2000年创立盖茨基金会,为包括非洲在内的贫困人群提供医疗救助是他们最为重视的方向之一。)


这让他们随即意识到一个严峻问题:在贫穷国家打造一条能够保证药物有效运输的冷链刻不容缓,其难度及重要性不亚于疫苗研发。运送针对非传染性疾病的疫苗尚且如此,倘若突然遇到恶性传染疾病的爆发,诸如此类的疫苗断链问题则可能导致全球无数条生命的终结。令人后怕的是,在过去至少50年里,没有人真正想到并解决这件事,任凭大量救命药剂顺着卫生体系的漏洞付诸东流。


目睹了严峻现实的盖茨返回西雅图,找到几名Global Good的科学家,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郭自红的刚刚加入公司的华人博士。(Global Good是以盖茨为唯一投资人的投资基金,由高智发明管理。)郭自红身高一米七,体型精干,自1984年从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曾先后任职于国内的飞机研究所、美国波音以及几家医疗器械公司。盖茨向他们传达指令:尽快发明一种便携式疫苗储存装置,即便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也能将疫苗在高温中有效储存两个月或者更久。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当时却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Global Good的科学家们随即在全球范围展开调查,发现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可达标的现成技术。由于这种产品的需求特殊且前期技术投入未知风险高,除了非营利社会公益组织,他们无法奢望任何一个第二方敢介入,这意味着郭自红团队只能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从零到一的突破。


与此同时,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同样横在面前:仅靠几台样机体量单薄,根本无法遏制疾病的蔓延,只有大批量产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但是,将该设备投入量产将会遇到怎样令人绝望的难题,当时尚无人知。


现实再一次没有给人类充分备战的时间。


2012年7月31日,一种完全不同于肺炎与腹泻的高危病原体现身非洲乌干达,3例确诊。三日后,确诊人数升至53人,至少16人死亡,疑似感染人数超过300人;此外,1名疑似病例在隔离检查过程中从医院逃跑,病毒可能扩散方向未知。乌干达卫生部紧急宣布:埃博拉卷土重来。


埃博拉是第4级高危病原体,是目前所发现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病毒之一。一经感染,便无药可医,病毒粒子会迅速渗透进人体从大脑到皮肤的每一个部分。待到扩增到峰值,患者的一滴血液内可以包含数以亿计的病毒粒子。


通常情况下,感染者会在第七天开始感到头痛,血液逐渐凝结成块,积在各个内脏。他们可能会呕吐,呕吐物颜色犹如黑色沥青混在鲜红的动脉血里,气味好似屠宰场。后期,患者皮下开始大量出血,部分人会因病毒攻击眼球而丧失视觉或淌下血泪,意识逐渐丧失,成为“活死人”。这个时候,即便医护人员尝试输血也无济于事,因为患者凝血因子已消耗一空,体内血液反而会顺着针孔溢出来。


一位曾看护过埃博拉患者的医生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我尽量给他输入营养,体温过高时帮他退烧,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是在束手无措的情况下照顾一个病人。”

 

理论上讲,阻断病毒传播有三种方法:疫苗、药物、生物隔离。但在当时,自1976年发现埃博拉以来的数十年里,对其有效的疫苗与药物是不存在的。与天花交手之后,疫区富有经验的村落长者通常会主动切断村子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实现反向隔离,待到病毒吞噬了足够的生命体后自行平息。


但这终究是不可持续的被动防护手段。即便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得阻断人类流动,却很难阻断动物流动——每年7月到10月,非洲的动物大迁徙是地球上最为壮观的风景之一,诸如羚羊、角马等成千上万的迁徙大军会浩浩荡荡穿行大约3,000公里寻找食物和水源,其中的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可能将病毒粒子携入途经的任何一个地方。


更有甚者,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曾在他撰写的《血疫》一书中罗列了埃博拉病毒或可通过空气传播的例子,若其属实,单纯的物理防护手段随时可能在任何一场失控的疫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假如少量经空气传播的埃博拉病毒进入空调系统,便足以杀死一整栋楼的人,它的威力不会亚于放射性重金属,因为它能够自我复制。


那是全球第11次爆发埃博拉疫情(指有案可查的)。但不同于以往,有两项里程碑式事件正在和此次疫情同时并进,它们将对此后的疫情控制产生决定性作用:


其一,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正在开发全球第一剂可预防埃博拉出血热的疫苗;其二,Global Good正带着实验室里的第五代疫苗储存箱模型机实地调研(这种设备无需通电,仅通过内置冰块及超绝热技术保温)。前者即将迎来美国制药巨头默沙东(Merck & Co., Inc.)与NewLink Genetics的协作研发并取得成功;后者略为坎坷,他们即将在寻找设备量产合作方的过程中走尽弯路。


2013年,Global Good在全球范围发起量产合作方招募,他们瞄准了世界各地的冰箱制造商。当时他们投入数百万美元研制的第六代模型机已初步成型,开始带着概念与全球多家领先制造商展开交涉,这其中也包括个别著名中国家电企业。


几个主要因素左右着郭自红团队的决断。首先,这个合作伙伴必须具备世界领先的生产能力;第二,它要拥有发达的销售网络;第三,它舍得投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能弱化盈利的欲望,开出贫穷国家可以承受的价格。


几轮交流结束,他们给出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多数企业卡在了第三关——当预测到该产品注定投资周期长、技术转化未知难点多、量产难度大、监管程序复杂、销量与收益的不确定性大……大家在度过了一段犹豫期后,纷纷撤场。


这个局面是郭自红无法左右的。他像是被推进了一条夹缝,时间的紧迫令他十分焦虑。每拖一天,人类承担的风险就多了一成。没有可靠冷链的疫苗就像是一个试图与长着翅膀的病毒赛跑的瘸子,只能对终点望尘莫及。


最终帮助他们打破了这个僵局的,正是澳柯玛。



【零下八十度】


2013年5月,当接到那个从美国打来的陌生电话的时候,李蔚正在非洲出差。“是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澳柯玛,”郭自红回忆道,“他说这家公司‘很不错’。”


当时的澳柯玛的确正处于一个还“不错”的阶段。上一年它的债务已全部清算,公司再次驶上发展的快车道。


李蔚用了三个主要动作将公司从危局拉回正轨。第一个动作是止血。2007年,也就是他继任后的第二年,占比公司资产总量近三分之一的累赘产业被砍掉。公司舍弃统共五个多亿的应收款,彻底抛下了诸如锂电池、LED、房地产等业绩包袱。瘦身后的澳柯玛度过了危险期,在变动中重建了以制冷、小家电、电动车为核心的发展地基。


第二个动作是输血。公司在2009年年底内完成了自身的二次创业,重组后的公司回归制冷主业,并同时逐渐从C端向B端转型,业务重心自此由家用电器向商用及医疗领域偏移。就是在这个时期,澳柯玛不再满足于一般家用制冷水平,他们持续刷新低温记录,零下150℃的超低温商用制冷设备开始被提上日程。从外部环境看,虽然澳柯玛当时在城市市场正陷于乏力,但他们及时乘上了家电下乡政策的东风下沉到农村市场,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


与此同时,李蔚还试图对公司进行组织和管理文化的再造,这是第三个动作。他开始严控公司财务出入,通过财务总监派驻的方式,将财务职能从昔日高速发展时期的融资导向转为监管导向。他制定了更为严苛的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形成一套不搞个人关系、公平公正拿绩效说话的铁律。“就这么简单,我在企业里没朋友。”他说,“不是我让你下课,是业绩让你下的课。”这种不留情、不妥协的管理风格逐渐使公司运作流程产生了根本性改观。


仅在听完郭自红在电话里简述的愿景之后,李蔚便当机立断。“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产品我们要做。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这很快招致了企业内部的阻力。在一次会议上,员工冷静地向他提出了与其它大厂类似的“忠告”:它需求量过小、利薄如纸,是一个注定无法成为主流的产品,且不论开发、量产都必将面临诸多不可控与不确定性。


李蔚的答复:我不希望自己的产品只是几块钢板和塑料。如果有一个产品可以救人,或者救活一个赤贫的地区,它的意义早已凌驾于单一的盈亏概念。


英雄式的语言并不能在所有时刻说服所有人,但跟随李蔚多年的老员工们不难从中捕捉到一个信号——有些事可以商量,有些则不能。这件事显然属于后者。


李蔚在青岛总部会见了郭自红团队。


Global Good一行三人,带着设备原型照片和在过去四年里积累的测试参数,坐在澳柯玛的会议室里与对方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长谈。李蔚带着公司疫苗冷链业务的负责人单波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着图纸上被命名为“Arktek”的第六代样机——它已从最初期的“大牛奶罐”演变成一个形似杠铃的桶,整体结构看似并不复杂。一旦成功生产,这种仅依靠特殊内置冰盒保温的疫苗储存箱,将可通过一次冰排使药剂稳定储存于2℃至8℃环境中一月有余,满足约6,000人社区的接种需要。

可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当样机真正从实验室进入工厂,双方才真正意识到量产该设备的难度。国内市场对于部分关键零部件的缺失、日益难以把控的成本等因素都在试图将这一创举扼杀在摇篮里。双方技术专家每周例行两次电话会议,详细讨论诸如罐体结构、电控部件以及保温性能等问题;每个季度,Global Good的技术成员都会到访澳柯玛工厂,进入车间及实验室对工人进行直接指导;澳柯玛也同样不定期跨洋前往对方实验室,以确保顺利完成技术接力及繁杂的零部件测试。


但几个月后,还是有一个意外打乱了双方本就艰难的节奏。


2014年,全球首支埃博拉疫苗研发成功。它最初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开发,后授权给NewLink Genetics公司。再后来,美国制药巨头默沙东与NewLink签订全球独家授权协议,最终获得了该疫苗商业化权利,并接手对V920(该疫苗名称)的进一步研发、临床试验、监管与分销工作。V920单瓶剂量1毫升,肌肉注射,经临床试验被世界卫生组织认证有效,现正处于申请上市阶段。


这个好消息同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2℃至8℃的普通疫苗存储条件已远远无法满足该疫苗,V920须要的是零下60℃至零下80℃的超低温环境。


更低的温度意味着更高的制冷技术难度。世界卫生组织向Global Good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全球现存技术也再次令他们失望而归。最大的希望依然寄托在Global Good与澳柯玛正在进行的项目上。“这就好比之前有人想让你发射个火箭,把人送到月球上去;你刚上去不久,又突然有人要你把人送到火星上去。”郭自红对我说。

为弄清该疫苗对温度要求如此苛刻的原因,我曾在一次电话里向默沙东公司的贝丝-安·科勒(Beth-Ann Coller)博士请教,她专门负责该疫苗的临床试验工作。“对超低温的需求是许多病毒的典型特性,”贝丝说,“V920中没有活的埃博拉病毒,它采用了一种无害的水泡性口炎病毒(VSV)作为载体病毒。这种病毒表面有一个糖蛋白,作用是识别宿主细胞,我们将其以埃博拉病毒表面的一个糖蛋白进行了替换。”(如此,它既能刺激机体产生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抗体,同时又没有致病性。)


我继续追问她该疫苗是否可能在后期降低对低温的要求。“当我们开发一种疫苗时,通常需要花上几年时间来开发一种耐热配方,但在埃博拉疫情频繁爆发的背景下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并且,目前对V920的临床研究数据全部是基于冷冻配方得出的。”她回答。


零下60℃至零下80℃的超低温,意味着澳柯玛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将每一个罐体真空度抽到10-4Pa——这个强度至少达到了普通真空容器的100倍,是国内现有机组无法满足的技术要求。与此同时,内置冰块保温的属性要求该设备必须能够完美隔热,“热传递有三种形式:辐射、传导和对流。”郭自红说,“我们容器的隔热必须同时将这三方面做得足够到位,才能把导热泄露量变得足够小。”


事实证明,制作隔热层尚属简单的部分,Global Good已于2010年找到了一种满足要求的材料——他们在多番尝试后,锁定了能在极端温度条件下保护航天器的太空绝热材料;可要制作位于腔体内的双金属环就没这么简单了——双金属环是减少设备内部冷量反向外传的关键部件,双方专家认为不锈钢和铝合金的复合材料最适用,但此二者恰恰又是业内所公认不易被焊接在一起的材料。这促使他们开始尝试一些更为激进的方式,比如爆破焊接。


这是一段漫长、煎熬、不为人关注的时光。双方技术专家多次看到希望,又多次失败。途中,重压下的澳柯玛技术团队几次提出“交枪”的念头。但李蔚依然故我,拒绝商量。



【回归】


李蔚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阿甘正传》。他反感朝令夕改,欣赏阿甘以执着应万变,始终热情如一;一步一脚印看似痴人说梦,却终能后中争先。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澳柯玛成为一个阿甘。


他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让人尊敬的中国品牌。尽管时至今日,鲜有公司可以如此自诩。李蔚至今不忘数年前自己遭遇的一幕:一家海外名企的采购总监造访澳柯玛,并毫不吝啬对其产品品质的赞赏,可当双方开始洽谈出口合同时,对方却开出了一个糟糕到令人瞠目的价码。李蔚质问其原因,对方脱口而出:“我们在中国买,就是这个价格。”这句回答对李蔚造成了很强的刺激。对方寥寥数语却显露了海外市场对中国品牌价值的高度不尊重——这并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感到意外,但对于李蔚来说,这股刺骨的感受让他再次意识到“中国制造”在海外买家眼中原来依然停留在“低质低价”的状态。


李蔚迫切地希望引领品牌走向世界。他愿意为人所不为,接受一个短期亏损的项目,但前提是可以趁机撕开国际市场的突破口,先行收获品牌声誉的酬劳,以图长期回报。在这样的大逻辑下,我们亦可窥见其忽略代价量产Arktek的另一重意义。


继快刀斩乱麻的“瘦身”转型,及为期三年的二次创业,公司迄今的最后一次重大转型发生在三年前。2015年9月,澳柯玛发布了“互联网+全冷链”战略,并将上市公司于当年所募得的超过7亿元资金,悉数投入其旗下智慧冷链工厂、研发中心、冷链物流专用车以及O2O营销管理系统的打造上。


投身冷链,李蔚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对于中国市场而言,生鲜电商的迅速崛起是推动冷链物流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国内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达到近3,000亿元;预计到2020年将增至4,700亿元,年复合增速超过20%,上升空间巨大。


然而,千亿市场规模的背后隐藏的是集中度低、标准化程度低的双低格局——目前,物流企业如顺丰、申通;电商巨头如京东、苏宁;地产公司如万科;跨界公司如滴滴、腾讯等,都已跻进同一个战场,试图瓜分这块大蛋糕。这种“小而散”的粗放型发展现状使行业迅速进入了瓶颈,难以实现整体升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澳柯玛却与众人的视线错开。它为包括顺丰、永辉超市、盒马鲜生在内的各大物流运营商提供不同尺寸及功能的冷藏设备(大至货车上的冷冻仓,小至摩托车上的冷冻箱),以及包括温湿度在内的全程智能信息管控系统,却不涉足物流业一步。


这是一个聪明的计划。对于冷链行业,速度近乎于一切。然而相比于起步较早、拥有完整交通运输网和发达上游辅助设备的美国冷链物流体系,中国的冷链物流尚且更像是一种“贵族式”运输方式——省时意味着高成本,生鲜电商货源的个性化、地域性制约了其销售半径的长度,导致跨区域物流门槛高、货车空置率高,而行业短时间亦难以将成本摊薄。规避了重资产带来的成本风险,澳柯玛得以更轻松地突破地域的限制,率先将精力投入到解决当前国内市场其他突出的短板问题上——比如填补上游辅助设备的空白,从而在提升冷链运输效率的同时压低成本。

中国冷链运输与储藏过程当前并非是一贯到底。部分产品虽然在储藏环节采用了低温处理,但在远输、销售等环节存在断链,全程冷链覆盖率尚低。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由于上游冷链系统不完善,国内每年约有1,200万吨水果和1.3亿吨蔬菜被浪费。澳柯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继围绕自身核心制冷技术打造出面向C端、B端的不同类型制冷终端后,他们通过一套自主研发的“ICM智慧全冷链管理系统”将这些终端全面联结起来,实现了生鲜、药品等货物在这条冷链闭环上的全程不断链,以及对其温湿度、位置等全程全方位的智能管控。


目前,公司这一转型已初现成效,冷链服务综合营收增速已高于家电。李蔚表示,他们将继续扩大上游管理系统的业务比重,以一体化服务而非产品与对手形成进一步的差异化。与此同时,在当今消费升级与降级交错的大环境下,澳柯玛还试图在其产品细分领域做延长,以求最大限度地填补市场空白——温控茶叶柜、生物工程冷藏室、疫苗储存箱都是其中的例证。目前,澳柯玛终端设备最高制冷能力已达零下150℃,位居世界前沿。



【图腾】


Arktek被推进保温性测试场的日子,正好赶上农历腊月二十八。


按照设定,这种储存箱将能保证药剂在非洲稳定储存35天——这意味着测试周期也为35天,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就无法保证疫苗在最后一刻是否依然没有变质,而这对于被接种者来说或许会是生与死的差别。“那种感觉就像考完试等成绩,”李蔚说,“你总希望能立刻批出来,可是对方告诉你要等一个月。每一天都很焦虑。”


这个被寄予厚望的疫苗储存箱处在一个模拟非洲沙漠地区43℃气温的密闭实验室里(此外还有对冰冻、高湿度环境的模拟),腔体内的每一次温度波动都会被工人详细记录。35天后,这些数字将被连接成线,澳柯玛的工人们会根据线段上的每一个起伏查找设备技术疏漏,轮番重复“分析-改进-重测”的步骤。


场外试验也在交错进行。澳柯玛先后选址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尼日利亚试点。这些地域有一个共性:气候极端。要么高度炎热,要么高度潮湿。他们希望确保设备能抗住一切未知的环境压力,并通过实地考察对设备进行设计微调。


李蔚曾亲随测试团队前往塞内加尔。他没有订酒店,结束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坐车深入当地的一个村子落脚。他在那里目睹了非洲真正的赤贫状态。


土路是当地的主干道。车辆开过,尘土飞扬。如果遇上下雨,轮子会在泥泞中空转,除了徒步,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骆驼。居民的房屋几乎是清一色批着铁皮顶的土坯子,很少有窗户。走进屋里,看不到家具,只有几只锅碗瓢盆。在这里,人们的主食是玉米和木薯,他们把水烧开浇到玉米面上搅拌,然后用手抓着吃,通常会为了节省食物一日只吃两餐。


这里没有电,自然也没有电灯和电话。大概过了晚上8点,村子里就是一片漆黑,人们也会因为没有灯光而早早休息。在某些村子,如果想要用水,那便需要来回走上四个小时的路。居民们会把水箱绑在骡子或骆驼的背上,然后驱赶它们去寻找相对干净的水源——而那往往只是些濒临断流的浑浊河流。


即便是在卫生站,苍蝇也是极常见的生物,随时会往人的脸上乱扑。在里面,你几乎找不到可靠的医疗设备,也找不到电源,唯一像样的工业产品只有Arktek。每个卫生站里可能只有一名医护人员,而对方也很可能只是个非全职人员,流失速度极快。


“贫穷乃万恶之源。”坐在我对面的李蔚回忆说,“但好在他们不寒冷,因为非洲最不缺的就是阳光。” 实地调研后,澳柯玛希望充分利用当地太阳能充足的特点,正处于研发之中的第二代设备或将免除定期更换冰排的麻烦。

2015年年初,通过测试的Arktek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认证,并于同年年底接到了约300台订单。经过严苛测试的设备分为两个版本:普通版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通过一次冰排将疫苗稳定储存于2℃至8℃环境中至少35天;升级版专为埃博拉疫苗设计,可将疫苗在零下60℃至零下80℃超低温环境中保存6.5天甚至更久。它允许每天8次的疫苗存取,是迄今为止运送埃博拉疫苗的全球唯一方案。


去年11月,我在澳柯玛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工业园里见到了这个最终成型的设备。它半米多高,两端较粗的部分被漆成绿色,中段乳白(也有的是上白下灰)。拔出桶盖上的圆柱塞子,可以拿出三个长方形透明塑料套盒;每个套盒又分为三层,根据药剂瓶的不同大小,每层大概能储存十几到三十几支疫苗不等(统共含量约4.5升)。


把胳膊伸进桶里,可以摸到两侧的8个半圆形冰排盒,装上特殊的控温相变材料后,每个冰排盒大约重1公斤,可以将内部温度稳定的控制在所需范围。桶的外沿有太阳能供电的显示屏,可以从上面读到实时温度、天数;侧面有四处凹槽,方便用手搬运;在凹槽下方,还有四个吊环,便于在不通路的地方拴上绳子,由人或牲畜背运。

如今,前文提到的卫生员巴依达再也无需担忧自己的努力成为徒劳了。Arktek已使她所在卫生站辖区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得到改善,诸如百白破三联疫苗与麻疹疫苗覆盖率均已达到90%以上。她无需每次步行一个半小时为村民集中接种,唯一要做的只是每月给设备更换一次冰排,便可保证前来就诊的人随时有药可用。


而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最恐怖疾病埃博拉疫情爆发时,即便是在家徒四壁的环境里,人类也终于拥有了一个可用来与之对抗的工具。当2014年全球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时,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通半夜急电及时将数台Arktek发往西非,这些设备迅速切断了偏远村落的病毒外流。这种设备的单价为2,000多美元,利润压到不足10%,但它与疫苗配合形成的规模效应,是我们永远无法以数字量化的。


如今,澳柯玛与政府组织及公益基金会的配合日益默契。就在2018年5月,埃博拉的阴影再度笼罩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上空,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向默沙东订购了5,000余支疫苗、向澳柯玛订购了50台Arktek升级版(均未计后续追加),并同时向各疫区分散铺开。

近年来埃博拉疫情的频发爆发令人担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如同地球正在启动的自身免疫反应——大自然觉察到了人类群落迅速且无界限的扩增,于是开始使用自己的平衡手段。2014年它首次超出非洲边缘的丛林山庄,蔓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感染人数近3万。


而自去年5月爆发的新一轮疫情,涉及地点呈现多样化,既包括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包括偏远的热带丛林——去年7月,刚果民主共和国西北部疫情宣告结束,但短短一周后又在东北部北基伍省爆发。后者是“极不稳定”地区,百余个武装组织潜藏其中并于全年发起过120余起冲突,频繁的绑架、袭击、非法过境给物资运输和防疫工作带来巨大困扰,也使与其接壤的卢旺达和乌干达民众暴露在极大安全威胁之下。


但如今,与此前被动的“隔离法”不同,人类在全球最恐怖疾病的面前首次有了主动权,通过冷链大规模接种疫苗成为了抵御埃博拉的新方式——这是全球健康领域一次里程碑式的转折。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将疫苗装进空运而来的Arktek,从中心卫生站向分支站点分发,遇上条件极差的路段,就会用上皮卡轿车、骆驼或人力把它们继续送入基层卫生站。


他们采用基于20世纪70年代曾有效控制天花的“包围式接种法”,以感染者为中心画圆,为一切于近期接触病毒感染者的高风险人员接种疫苗。除了医护人员,这些人可能包括患者的亲友、邻居、同事等。他们在成功接种疫苗后就形成了一个“人肉免疫圈”,从而得以有效阻止病毒外窜。而讽刺的是,这样一个世界性创举中的重要一环,正是在全球商界领导者都在大谈特谈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被一位并不善于高谈阔论的商人,变成了现实。

在2013年12月,李蔚曾与比尔·盖茨在美国西雅图有一次会面。李蔚询问盖茨,当时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澳柯玛?盖茨回答道:因为你们技术一流,我们彼此理念相同。


在Arktek的名字里,“tek”代指“技术”,“Ark”则译为“方舟”。后来,它被盖茨在全球多个场合称作是“生命之桶”(Keg of Life);而对于李蔚,它不仅是一个可以在抢险救灾中救命的慈善符号,也不仅是澳柯玛公司冷链细分产品线的延长——它是一个为“Made in China”赢得世界尊重的契机。如今,澳柯玛已成为联合国机构全球采购供应商,并在非洲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建立了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品牌知名度。


李蔚至今忘不掉自己远赴非洲村落的一幕:


全村人远道相迎,妇女、儿童们敲着铁盆,围在他们身边载歌载舞。村里备受敬仰的长老手拿长棍,喝退试图在测试结束后将“生命之桶”取回的工人,声称自己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因为他记得一件事——当被恶疾逼入绝路的时候,是它,给全村人带来了生的希望。



【终局】


疫情仍在延续。


由于Arktek生产周期长(每台约45天),而疫情爆发日渐频繁且始发地逐呈多样,澳柯玛已开始自承费用储备设备,以备全球市场不时之需;而自从该设备首战告捷,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第二笔订单交予澳柯玛。后者研发了“元冰箱”(Metafridge),适用于非洲国家一切有基本供电系统但频繁断电的地域。(大量非洲国家有时会遭遇全天20余次的临时断电;即便在南非,政府也只能尽量维持工业用电而忽略民用电的持续供应。而频繁断电对于普通工业设备硬件损伤极大。)


经实地测试,元冰箱在突然遭遇临时断电后,仍能在撒哈拉以南43℃的高温环境中提供2℃至8℃的稳定保温。如若运行出现故障,它能够自动寻求人工干预,并通过内置遥控硬件传输自我诊断数据,通过声音和光发出警报。


此外,澳柯玛开始在基因样本存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李蔚和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保持着不错的私交,和对方一通长达40多分钟的电话后,李蔚决定尝试他的第一个基因样本超低温存储项目——去年年底,澳柯玛与之合作建设了国内首座零下86℃自动化超低温生物样本库。在一个几十平米的冷库内,可排列近40万支存有人体样本的试管,并将它们稳定保存30年。李蔚将其视为可在未来三十年内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存储了基因样本,就等同于存储了健康的希望。


李蔚从未逃脱非议。他不屑外界对自己的评判,也不曾细想澳柯玛的终局。他只希望它能保持健康,持续进步,哪怕需要放缓步速。


他最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重生》。他已经读完两遍,并做了笔记,反复思考中国企业应如何在转型中居安思危。


他一直和鲁群生保持着联络。在对方60岁正式退休的那一天,他曾去看望他。离开澳柯玛后,鲁群生在山上开了一块地,养猪、养鸡、种庄稼。李蔚提了几瓶酒,走到山上,两个人找来一张小茶几、两条板凳,就着鲁群生炒的两道小菜,喝了一整个下午。他们一直刻意不谈公事,那天也是一样,只顾借着酒力,感慨人生。


李蔚不愿谈论昔日的过错,亦如不愿谈论今日的成功。在他的眼里,鲁群生永远都是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而任何对于悲剧的沉溺,终究是不敬的。去年8月,李蔚还请他回到了澳柯玛在山东沂南的工厂。“他是那里的下乡知青。我想请他回来看看,想让他感到放心。”

我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李蔚。他坦白自己曾经强悍且个性鲜明,即便如今你已很难从他身上找回当初的影子。他克制着自己性格中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时常极力压制对员工发火的冲动,一方面又习惯性地将自己感性的一面隐藏起来。在他发布的为数不多的几条微信朋友圈里,几乎没有出现关于自己公司的宣传稿,但对于诸如贫穷、疾病等全球性难题的内容占了近三分之一。


他希望自己18岁的女儿攻读工科专业,时常叮嘱她专注于真正有意义的事业而非追求物质;但与此同时,他本人却又不得不在冷酷的商业世界保持自己应有的务实与欲望。在他办公室里一个深红色书柜的柜门上,贴着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白纸,上面印着:“要想成为百年老店,就必然要经历酷暑和严寒。没有利润的企业就像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成年人,是可耻的。”他表示自己对文章的观点深有感触,于是把它剪下来,以示激励。


今天,李蔚正在公司内部大力推行经理人制度,他期望能突破国有企业固有的用人体制,最大限度为公司招揽并留住人才。他有意扶持高级管理层,以期形成梯次发展,确保公司持续经营不至遭受剧烈动荡。相比于模仿竞争对手寸土必争的商业手段,他表示自己更愿意为公司做足长远打算,而不是冒险。


中午时分,我走出大楼准备离开,再次迎面碰上了李蔚。此时的李蔚已换回澳柯玛的灰色工装,只身往员工餐厅的方向走。我同他道别,然后转过身,望见海尔与海信的工厂隔街相对。


从大工业到新经济时代,这些街对面的景象似乎总是自带标签,与“世界500强”、“重新崛起的大公司”等等不可分割。相比之下,我一时无法将一街之隔的那些形容词复制到澳柯玛和李蔚的身上,但却让我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究竟该如何定义“大”,以及“伟大”?


本文完成的那一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开了该国东北部最新一轮疫情数据:已发现494个埃博拉病例,283人死亡。